艾滋患者迫切需要心理疏导

　　杨行还说，自从他和妻子患病后，便千方百计避免与家人、孩子有亲热行为，刚开始的时候就连碗、筷都是分开的。“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些都不会传染艾滋病，但总是心里有障碍。以前我们时常爱到亲戚或朋友家串门，那段时间就没去过，也就是自己把自己隔离开了。”

　　“在这个社会上，人们对艾滋病的误区太多了。”

　　对于艾滋病患者而言，病症可怕，但更可怕的还是人们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这些年，媒体对艾滋病宣传增多了，可往往是12月1日“轰炸”一番，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前些天我去杭州参加一次抗艾活动，有家电视台记者居然问一位艾滋病患者，为什么摄像机照着你，你就害怕，不说话。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我们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面前，那我们之后的生活会遭遇什么样的尴尬。”

　　“有位艾滋病友和我说，有一次他去某医院做外科小手术，为慎重起见，特意提醒医院开刀时小心一点，没想到医院居然打电话到疾控中心核实此人是否为艾滋病患者，当得知其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马上拒绝为他动手术。

　　“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许多，有时我们为了安全会告诉医生自己的情况，有的医生就不敢用手直接接触，有的医生刻意做了许多消毒措施，还有的医生在非典时甚至夸张地戴起防毒面具，因为他认为空气是会传播艾滋病的。连医生都有那么大的误区，更何况是普通老百姓，有回某地组织艾滋病患者去旅游，整个饭店服务员知道后全逃走了，主办方只得派医学院的护士做服务生。所以，不是我们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艾滋病患者身份，只因为这个社会给我们的压力太大了。”

　　“政府的关爱使我们逐步走出黑暗。”

　　“好在有政府的关怀、关爱，让我和妻子在一年时间里，相继走出围城。”去年四月，参照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我国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杨行的妻子接受免费药物治疗，这使得他们在经济上松了一口气。“经济负担少了，明显感觉一家人都轻松许多，渐渐我和妻子交流也多了，夫妻俩有时候也会谈到艾滋病，但却不涉及到究竟还能活多久等一些敏感的话题。妻子已接受了患病发病的现实，她现在最大的目标是争取多活几年。”

　　“我很想回报社会，我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勇敢地站出来，大声告诉别人，我是艾滋病患者。”

　　这两年，杨行时常陪妻子到外地治疗，搜集艾滋病信息，了解各地艾滋病情况，现在他已经可以算是一个“艾滋通”了，有时候医生都还要向他咨询。“我真的很想回报社会，把我所知道的常识、信息告诉大家，做艾滋病的义务宣讲员。但现在我还不能，没有这个勇气，因为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毕竟我还要考虑父母和孩子的感受。我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勇敢地站出来，大声告诉别人，我是艾滋病患者。”

　　“其实，杨行现在已经在用另外一种办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他经常接触一些艾滋病患者，相互沟通之余也为他们做心理辅导。”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

　　杨行诚恳地说：“艾滋病患者最需要的是心理疏导，尤其是刚得知自己患病之时，需要有人拉他一把走出困境。我想，一个同样患了艾滋病的人说的话更具有说服力，如果有这方面需要的艾滋病患者，我真的很愿意做他们的心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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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郭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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