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梅毒发病率大增 性工作者高危！

　　提供和购买性服务的大多是低收入人群。2009年梅毒疫情分析报告表明，农民、流动人群(农民工)和退休人员的梅毒感染率尤为突出。

　　王声将梅毒的重新流行归结于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处于性活跃期的流动人口为梅毒传播提供了机会。

　　“这些人的性知识水平和自我保护意识都比较薄弱。”陈祥生说，他在调查中发现，流动人口对性病、艾滋病认知不清，有近40%的男性在性活动中不用安全套。同时，他们在感染性病后，常因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影响治疗。

　　而社会文化开始接纳性服务、性观念的改变以及婚前性行为，这些因素也为梅毒传播提供了有利土壤。

　　男男性行为者(MSM)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高危人群。2008年4月起，中国对全国主要城市的MSM人群进行筛查，发现该人群HIV感染率为3.9%~4.9%，而梅毒感染率在一些地区高达15.1%~31.3%。

　　上述人群也加剧了梅毒向普通人群蔓延的可能。在中国，至少三分之一的男同性恋是已婚人士，他们很可能把梅毒传播给妻子和孩子，而相关的社会防控体系并未建立起来。由于害怕被歧视，高危人群往往不去寻求专业的诊疗服务，这进一步加剧了传播危险。

　　汲取50年前的经验

　　“如何控制梅毒感染，是当前必须重视的问题。”陈祥生说，与解放初那场声势浩大的消灭性病运动相比，目前梅毒的防治工作难尽如人意。过去几年中，中国疾控的工作重点主要在艾滋病防治，在控制梅毒方面一直缺乏动力。

　　公共投入不足导致了恶性循环：一方面梅毒等性病形势严峻，另一方面性病医疗市场混乱，又加重了梅毒等性病的进一步流行。“在正规医院进行梅毒检测和治疗，最多几百元就够了。”杭州一名妇科医生告诉本刊记者，“但几乎所有梅毒患者，百分之百都曾在个体医生或非正规小诊所就医过。”

　　这些非正规诊所动辄收取几千上万乃至数万元，“其实还是进行青霉素治疗，但他们会在外包装上换个听起来很专业的外国名称。”该医生介绍说，因为延误治疗，病人长期不愈，而小诊所的治疗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在缓解症状，这批慢性患者在社会上等于起到了传染源的作用。

　　“如同艾滋病防治一样，对梅毒的防治也应有公共卫生补贴。”陈祥生希望，公共财政能够覆盖到性工作者和同性恋等高危人群的梅毒筛查与治疗。在已经实施类似政策的西方国家，梅毒的发病率就得到了有效控制。

　　这一尝试已在国内某些地区开展，广东江门去年起开始了梅毒的免费筛查和治疗，当地希望借此探索出一种快速筛查、归口管理、免费治疗的梅毒防治模式。

　　陈祥生说，尽管中国的医疗权威机构已采取措施来改善梅毒的预防控制状况，但在边缘人群中成功控制梅毒蔓延还需要整个社会做出相应的调整。“50年前中国在梅毒控制方面的一些基本要素仍值得重视：即梅毒检测和治疗的常态化、多学科合作以及政府的深度支持。”

　　近日，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郝阳透露，中国梅毒控制规划正在制定之中；乙肝、 艾滋病以及梅毒三大传染疾病联合筛查，今后有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但是，光有财政投入和技术支持还不够，“还要让已经淡忘梅毒危害的公众重新意识到这个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性。”陈祥生说。

（责任编辑：道志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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